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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梅贫困分裂遭暴力 孟菲斯法院帮了倒忙？(图)
【北美在线 NAOL.CA/NAOL.US】
2008/12/15
北美在线(NAOL.CA/NAOL.US)综合报道：经过史无前例的7年苦战，在美留学生活的贺绍强夫妇终于从寄养家庭中赢回了自己的亲生女儿贺梅，然后迅速地回到中国。
然而，贺绍强一家在中国的生活仍然波澜起伏，备受国际关注。先是贺梅对中国的不适应，然后是贺绍强夫妇的感情危机和离婚诉讼。长期关注贺梅案的美国媒体开始发出疑问：
当初法官们把贺梅从她长期寄养的贝克夫妇家庭中强行判回给贺绍强夫妇，是否帮了个倒忙？
贺梅全家
为此，贺绍强在中国对美国媒体的负面报道给予了驳斥（见：贺梅在中国很惨?贺绍强批美国媒体无聊(视)）。
所谈美国相关报导经多维新闻摘译如下：
Memphis Commercial Appeal，记者：Chris Peck
贺梅现在生活在贫困中，学业也陷入挣扎，而且生活中少了父亲。这条最新的消息，给了孟菲斯的居民一个反省的机会：家人是否是万能的？他们并不是。许多人的迷思是：无论照顾子女的能力再差，亲生父母都是孩子最好的希望。贺梅的故事就是赤裸裸的启示。
还记得贝克夫妇吗？贺梅的前8年生命，原本有着快乐的生活。但贺梅的父母，也许是想延长在美国的居留，决定争回女儿。当时，连法院及多数民意都支持他们。几年后，贺梅的养父母输了这场官司。感谢田纳西最高法院。
16个月前，贺梅回到一个陌生的家庭。今年2月，全家返回中国。许多人认为，这是个圆满的结局。然而，故事尚未结束。
贺梅和弟弟妹妹在北京留影
美联社的报导，贺梅的父母分居，她的家庭已四分五裂。罗秦指贺绍强对她不忠、以暴力相向、忽略贺梅。类似的指控，其实在孟菲斯也发生过。但当时，支持家庭团聚的声音压过了这一切。而贺梅的生活，陷入贫困、与父亲分离、学业落后。听来似曾相识？
在孟菲斯，有太多类似的单亲家庭故事。对贺梅而言，她原本该过着不同的日子。有一对充满爱、生活稳定的夫妻期待着她，这也是她此刻最需要的。她的故事提醒了我们，不适任的父母会毁了孩子。如果真的想帮助孩子，社会就要有介入的心理准备，而非感情用事。
孟菲斯人及法院没帮到贺梅。今天，我们只能自问：为什么？
美联社，记者：Anita Chang
星期天晚上，学校宿舍一片混乱。女孩们正在调动床位，9岁的贺梅静静地站在一旁，耳边是一阵阵她听不懂的中国话。
回中国前，同学告诉她，中国是个“奇怪”的地方。“我真的不喜欢住校。”玩弄着自己衣服上的钮扣，她用英文喃喃地说。
她的父母，回中国5个月后便分居。母亲带着她，加上8岁的弟弟及6岁的妹妹回到自己的故乡重庆，一家人住在市郊一处两卧室的公寓里。
礼拜五晚上，贺梅与妹妹在房间里扭成一团。穿着同花色的Hello
Kitty的睡衣，两人以英语说着悄悄话。床上散落着象棋、弹珠和小玩具。在家里，每个人都跟她说英语。大家都以英文名字“安娜”唤她。没人叫她的中文名字——贺思家。
回中国9个月，贺梅能懂的中文依然十分有限。“我只听得懂一些最简单的……我从没听懂老师说的话。”她说。甚至连在午餐的菜里发现一只大黑虫，他都不知道如何告诉老师。她也不喜欢和同学打交道。因为“他们不了解我。”她没告诉同学美国有万圣节。“因为我不知道怎么用中文说这几个字。”她解释。
与同年龄的孩子相比，贺梅算个小个子。因为爱吃肉，她有个圆鼓鼓的肚子。小小的脸蛋，凸显了两颗大门牙。刚开始，她说有点“害怕”谈论自己。但很快地，她开始滔滔不绝。“我喜欢美国，喜欢美国学校，喜欢数学及科学课。我有很多朋友，他们都说英文。”她说。
“你最喜欢中国的三件事？”记者问。“嗯，让我想想……我有一个好朋友，她叫莎拉，但现在已经转学了……第二件事，让我想想……我不知道，我真的想不出来。这里有太多车、太多人在抽烟。很讨厌！”她说。
她认为，中国的功课比美国难了5倍。她有一个背包，装满了在美国时的学校作业。多数都用绿色的笔打上几乎是满分的成绩。“我都是得A，从没拿过B。但在中国，我好像得了太多B和C。”她说。
贺梅讨厌芭蕾课，最喜欢的是钢琴课。她说“我喜欢音乐，让我忘记不愉快。”“你有什么不愉快？”记者问。“我不喜欢学校。”她回答。“你有什么愿望？”“我希望所有人都说英文！”她笑着说。
当被问到贝克家，贺梅跑开了，在床上打滚，用手遮住自己的脸。她说自己已经不记得离开贝克家时的情景，也不记得当时是开心还是难过。“我不知道！”她说。
晚餐桌上，妹妹抓起了2根鸭腿，弟弟抢去了一盘土豆。合起双手、闭上眼，贺梅开始祷告。“刚开始，老师也好奇她在做什么。”母亲笑着回忆。
7月至今没见过父亲，贺梅说自己不想念他。“没人知道他在哪里。有一天晚上，他突然离家，还带走了计算机，然后我们就没再见过他。”她解释。
贺绍强，目前在长沙教书。他说当晚他与妻子吵架，一怒之下离家，然后妻子就把小孩带走了。关于罗秦说他不忠、暴力相向、忽略孩子，贺绍强一概否认。他后来提出了离婚诉讼，而且要争取3个孩子的监护权。“我是个爱家的人，我并不想离婚。我这样说，只是一个警告，希望她不要一声不吭就把孩子带走。我还在等他们回家。”他说。
搬到重庆后，在田纳西的贝克夫妇，每个礼拜六固定和贺梅通电话。他们好奇，这么小的孩子就读寄宿学校，在中国是否是普遍的情况？“情况已经好了许多，与她刚回中国时相比，现在她更多话了。”他们说。虽然不愿多谈贺梅的近况，但贝克夫妇很感激罗秦让他们与贺梅联络，两人现在正计划到中国探望贺梅。“我们只希望她能快乐地长大、继续爱上帝。我们很开心，她能得到两个家庭的爱。”他们说。
在宿舍4楼，贺梅和妹妹睡在相邻的两张床上，与其他约20个女孩，共享寝室与浴室，宿舍里还有社监。孩子们每天6点半起床，8点半睡觉。以晨跑展开一天，洗澡为结束，每个礼拜四洗一次头。
“我真的很讨厌住校。最快乐的是回家的时候。”贺梅说。
罗秦现在希望，在经济情况好转后，能送孩子进重庆的国际学校。她也想过，搬回美国的可能性，虽然知道自己英文不好，可能找不到工作。“孩子在美国出生，已经习惯了那里的生活，学校的压力也小些。”她说。
在客厅的茶几上，有一本紫色封面的小本子。里面贴了许多简短的留言，都是贺梅回中国前，同学写给她的。“亲爱的安娜，我希望你在中国一切快乐！我会想你的。”“亲爱的安娜，生日快乐。祝你美梦成真。”贺梅大声地念给记者听。翻了10几页，看到空白的一页，她说“没了，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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