卸任后不被称为贪官就满意：朱镕基为何失败？(3)

【北美在线 NAOL.CA/NAOL.US】 2008/08/01 来源:多维社作者：袁剑

2003年8月22日中午11点，南京居民翁彪由于拆迁问题引火自焚。这起惨剧被称为“8·22”事件。不过，发生在南京的“8·22”惨剧仅仅是一个全国性自杀抗议运动的开头。不到一个月之后的9月15日，安徽人朱正亮将这一把火烧到了北京。同样是拆迁问题，但朱正亮的自焚显然比翁彪具有更加强烈的抗议色彩。他不仅选择了北京，而且选择了最具宣示意义的天安门金水桥。在接下来的整个十月，几乎天天有人将天安门作为他们表达绝望的场所，他们或自焚，或跳水。天安门变成了中国自杀抗议的圣地。以至于北京警方不得不以严厉口吻警告，不得将“天安门作为制造事端、报复社会、发泄私愤之地”。100多年来，天安门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表达他们社会理想的传统场所，100多年之后，知识分子不见了，尾随而至的是中国的底层民众。不过，中国底层阶级来这里可不是为了表达什么理想和信念，他们要表达的，是对这个社会的绝弃，其中暴力与血腥气氛隐约可闻。虽然这一次他们的暴力是指向自己的，但谁也不知道他们下一次会指向谁。在2003年发生的这一系列事件表明，中国社会的利益表达通道已经完全被阻塞，于是人们只好诉诸于这种极端方式。我们很难想象，如果这些人还有其他的表达方式，他们怎么会选择以生命为赌注。这一次抗议的主角虽然普遍是中国的下层民众，但这并不表明中国其他阶层就有更畅通、更有效的表达方式。更有可能的一种情况是，中国的其他阶层境况稍好，有更多的本钱恪守中国人的隐忍“美德”。这是中国传统和现行体制的“阴险”之处。

中国政治体系中向来就缺乏正常的利益表达机制，而在1989年之后，各阶层利益表达的空间更被压缩到了极限。由于中国改革模式中对社会稳定程度的极端高要求，任何带有抗议色彩的利益表达都可能被视为对社会稳定的威胁，因而也构成了对中国改革的威胁。零散的个人抗议如此，有组织的抗议形式则更是变成了“洪水猛兽”。改革一方面将越来越多的人驱离了传统的共同体，（在城市主要表现为“单位”，在农村则表现为村社，这种共同体对个人的保护作用虽然有限，但仍然不失为一种有组织的压力集团），另一方面却没有为这些分散的、离开了体制内合法团体的个人开辟新的利益表达渠道。中国人领导人早在改革之初就已经深刻的认识到，改革是一个利益调整的过程，但令人不解的是，他们似乎从来就不想为这种利益调整设置一个安全阀。相反，由于社会稳定从上到下都被作为官员们的重要政绩指标，这种表达遭到了比以往更加严厉、更加普遍的压制。所谓“将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变成了各级行政部门普遍的行事准则。于是，一个弹簧被史无前例的压紧了：改革越是剧烈、被抛离分配游戏的局外人就越是多，利益表达的意愿就越是强烈，反过来，表达意愿越是强烈、压制这种表达的力量也就越是具有强迫性。对于这种情形，任何具备正常思维的头脑都会做出判断：这是一个不可持续的恶性循环。进入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各级政府大门外如家常便饭的小规模静坐抗议，几乎已经成为中国改革时代的一道标志性风景，而政府处理这种问题的办法却仍然是让人疲于奔命的一对一谈判。当然，更经常的情况是，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而更多的抗议和更强烈的不满则在不断酝酿着，生长着。如此循环，直到压制成本变为政府一个不堪忍受的财政负担，或者不满情绪不能被进一步压制，真正汇成领导人头脑中那种骇人的洪流。这颇有一点“自我证实的预言”意味。近几年来，在中国社会浮现出的越来越广泛的抗议活动，虽然是零散的，无组织的，但并不意味着它们永远不可能汇集，而这种零散的、无组织的特点，正是这类抗议活动最值的担心的地方，因为这种仅仅由极端不满情绪构成的抗议洪流一旦形成，就很可能失去最初的有限目标，所指之处，任何建设性都可能顷刻化为齑粉。2003年自焚浪潮之中所隐含的“玉石俱焚”的破坏性有力的揭示了这一点。而这种前景越是逼近，当局对利益表达的容忍度就可能越低，北京公安当局对天安们系列自杀事件的严厉态度证实了这个判断。起码在目前，我们还看不到解开这个死结的任何希望。

一位学者在回顾中国25年的改革时，满足的总结到，“‘八九’之后，共产党不但没有垮台，80年代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在90年代反倒消失了……市场化改革确实剥夺了集权主义体制的经济基础，而且造就了新的强有力的社会集团。但是，通过建立精英联盟，共产党与新精英达成默契。如今共产党的社会基础不再是工农大众，反而是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为了顺利论证其“中国特殊论”的主题，这位学者使用了许多操之过急的结论，但必须承认，他对中国社会新的结盟趋势的描述大致是中肯的。不过，这位学者可能没有意识到，80年代的学生运动在当时实质上起到了一个平衡利益表达的作用，起到了某种类似于民主国家在野党的舆论组织功能。所以在90年代之后，中国学生运动的沉寂可能并不是什么良性的发展。学生运动的消失恰恰使中国社会失去了最后一个公共政策的辩论平台，中国社会各阶层在改革中表达自己利益的最后一个机会被剥夺了。正如这位学者所看到的那样，一个以传统政治精英，新的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所构成的新的联盟出现了。这个联盟能不能成为未来中国执政者的社会基础我们不敢轻易判断，但这个联盟垄断了中国改革中的利益表达则是一个越来越彰显的事实。一个涉及亿万人利益的改革却将大多数人排斥在合法利益表达之外，无论如何都不能说是一种进步，对比中国80年代，中国社会的利益表达渠道不是放宽了，而是显著地收窄了。中国的改革决策变成了强势利益集团狭小圈子中越来越神秘的讨价还价，公共政策的制定被私人化了。这种发展带来的一个非常符合逻辑的后果就是：中国改革中的利益分配模式也逐渐趋于锁定状态。

90年代中期之后，困扰中国经济的一个突出问题是所谓的内需不足。这尤其体现在消费需求的不足上。这个严重困扰延续的时间是如此之长，以至于“提振内需”变成了各级政府官员常年挂在嘴边的一个政治口号。那么，在国民财富增长“一支独秀”的同时，中国内部的消费意愿以及消费能力为什么反而会变得如此低下呢？对这个问题，许多人都从不同的角度给出了自己的解释，但“有消费能力的缺乏消费意愿，有消费意愿的却缺乏消费能力”恐怕是对这个悖论最有说服力的解释。显然，这个事实所透露出的信息已经远远不像“内需不足”这个术语那么中性了。这实际上在暗示，中国社会经过25年的改革，已经出现严重的分配失衡。而这种失衡的持续之长及扩展之快都显示，中国的分配模式已经在相当高的可能性被锁定，一个久别了的词汇——马太效应，正在回到中国人的生活当中。当然，在中国改革过程中所出现的“马太效应”被注入了典型中国式的内涵：被权力为分配轴心的模式不是将少数人，而是将大多数人趋入贫困的深渊。数据显示，中国城市与农村收入差距在1984年由改革前的2.5倍显著缩小到1.8倍之后，开始不断扩大，到新世纪开始的时候，这个数字达到了3倍。而最极端的估计则是6倍，而就我们个人的生活经验而言，这个“极端的估计”可能一点都不极端。考虑到中国农村庞大的人口基数，我们很容易想见中国贫富分化的严重程度。更让人担心的是，中国城市人口本身也同时发生着越来越剧烈的收入分化问题。在中国城市中，我们经常可以发现，两个普通人之间的差距经常可以达到几十倍甚至上百倍之多，以任何标准衡量这都已经不是一个正常社会中的正常现象。不过，这个问题的可怕之处在于：这些表面上的收入差距并不是什么偶然的个人因素所导致的，而是隐藏在其背后日趋固化的分配模式所引发的。排除那些由于外部资本的进入所引起内部收入分化的表象，这个核心的分配模式实际上呈现着其鲜明的权力性格，离权力核心越近，其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分额就越大。其外部化的形式则是，首都远远优于省会城市、省会城市远远优于中小城市；城市远远优于农村；官员远远优于群众。这等于是在说，政治权力中心就是资源中心，就是分配中心。在我们自豪地宣称我们已经基本建立了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的时候，我们的分配模式却仍然是带有强烈等级色彩的封建模式。这当然不仅仅是一种嘲讽，而是一种强有力的象征。它告诉我们，中国离现代市场经济还有多么遥远的距离。一个经济体系的健康与否从来就不是只看它的GDP总量，而是必然的包括它的分配；合理的分配也从来不像某些故弄玄虚的理论所说的那样，会影响经济体系的效率。相反，常识告诉我们，合理的分配只会提高整个经济体系的效率。那些对中国GDP成就津津乐道的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似乎“忘记”了这个简单的常识。对于现行分配模式所引起的愤怒情绪，一位在中国改革之初有着鲜明改革形象的著名经济学家不屑一顾的说：“结果平等是不合理的，机会均等是不可能的”。这句回答在傲慢之外显示了中国精英意识中一种非常危险的倾向。这种完全歪曲现代市场经济基本精神的倾向如果真正成为中国主流意识形态，那么它将不是推动而是毁灭中国仍然非常稚弱的市场经济。具有警醒意义的是，这位经济学家是中国最高民意机构中的民意代表。中国当今最引人入胜的思想家秦晖先生曾经雄辩的论述过，中国改革最初在农村的成功，最重要的精髓就是起点平等。这一点，似乎特别容易被人们忘记。这种“健忘症”不仅遮蔽了我们的常识，更遮蔽了中国社会已经趋于极端的分配现实。

中国以权力等级为依据的分配模式之所以能够成立，是基于一个简单的事实，那就是政治权力牢牢控制着经济资源。许多人以中国改革中民营经济的发展来证明，政治权力控制经济资源的范围已经大大减少。但这显然只看到问题的一个方面，这甚至不是最关键的一个方面。实际上，在中国25年改革中，权力一方面释出了不少经济资源，这包括那些处于激烈竞争行业的国有企业，另一方面，政治权力不动声色地大量进入更高级、更新兴的行业，这包括更加具有控制力要素领域，如金融、土地、新技术等等。换言之，权力在一面制造公开退出假象的同时，另一方面却在悄悄进入新的更具有利润空间的领域。中国金融、土地行业充斥着各式各样的官办企业自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连最具高风险特征的风险投资行业，权力也在最近几年中大量进入。除了少量国外资本所创设的风险投资公司之外，中国风险投资公司几乎是清一色的国字号。某沿海省份的一家官办风险投资公司中，完全是官员身份的公司高管们竟然以私人名义占有所投项目的股份。有趣的是，这些官员似乎丝毫也不觉的这种“改革”有什么不妥之处。这个现象实际上揭示了，权力一面退出经济领域，又一面源源不断的进入经济领域的一个真实目的：进入就是为了退出，退出就是为私人牟利。秘密何在，洗钱是也。值得指出的是，这个现象并不是个别的，而是相当普遍。90年代中期之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传统界限越来越模糊，随之而来的是越来越多的产权性质模糊的企业（他们经常被人误解为民营企业）。这些“官办私有”企业会不会像改革早期的乡镇企业一样，成为各级官员进行“原始积累”的财务工具呢？在2003年席卷全国各地的MBO（管理层收购）浪潮中，这个答案已彰彰明甚。如果听说南京一家纯粹的国有土地公司竟然也要急急忙忙的MBO，人们对此一定会心领神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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