享受社会救济的前中共政治局常委秘书(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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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3/05 分类:中国时事 来源:多维新闻
张楠∶接下来,我们来谈一下赵紫阳吧。
鲍彤∶好。
张楠∶六/四以后,您有没有再见到过赵紫阳?
鲍彤∶没有,我最后一次见到赵紫阳,是在1989年5月,大概是5月26号。也就是说,26号,我还见到过他一次,27号我没有到他家里去,28号我自己就到了秦城。在秦城呆了七年,我当然不可能见赵紫阳,后来我又(被)剥夺政治权利两年,我为了避免当局多心,怀疑,愚昧,我没有跟赵紫阳有什麽联系。
张楠∶那麽,以后呢?剥夺政治权利两年以后,有没有电话联系或某种(其它)形式?
鲍彤∶我没有跟他打过电话,他也没有跟我打过电话。他确实通过一个朋友,叫宗风鸣到我家里来。宗风鸣,大概很多人知道他,他跟赵紫阳是同年人,都是1919年生的,都是河南人,都是在抗战初期参加共产党,在河南进行抗日游击战争。
后来紫阳从河南到了广东,宗风鸣先生可能到了贵州或者云南这一带。后来又回来,到了飞机场啊,北京航空学院啊这些地方。我相信他大概在离休以前,是北京航空学院的党委书记,我相信他大概是这样一个职位。他当时经常可以到赵紫阳家里去。所以呢,我出来后,他也可以到我这里来,当时他跟我说过,赵紫阳有个意思,帮他写一本回忆录,叫做∶“北京十年”。
这个意思我知道,因为我在监狱里的时候,紫阳跟我的夫人蒋中曹,那位老太太就说过∶“鲍彤判刑了,七年,叫他在监狱里好好休息一下,将来出狱后,来帮我一起来写一本书,叫做∶“北京十年”。
因为赵紫阳1980年到北京,他四月到北京,五月我的身份就是国务院总理的秘书。他当国务院代总理,国务院总理,我是国务院总理秘书,这是五月份的事情。那麽,从1980年的5月到1989年的六月,正好是十年,历经十年。
我跟宗风鸣先生说,我现在的处境不可能从事这样的事情。如果从事这样的事情,会引起当局的极大的顾虑,本来我已经是24小时全天候的监控,紫阳本来就行动不自由,如果他(指当局)知道鲍彤和紫阳有所接触的话,我相信,我的生存空间和赵紫阳的生存空间一定等于零。这样的话,对紫阳没有好处,对我也没有好处,“北京十年“也不可能写出来,不仅不能写出来,反而会引起很多复杂的问题。这件事情后来没有再谈。
张楠∶那麽,现在是不是具备一定条件可以写了?
鲍彤∶紫阳已经去世了,紫阳本来是要我帮助他写一个“北京十年”,紫阳已经去世了。
张楠∶那麽作为赵紫阳先生生前的一个,叫幕僚也好,叫智囊也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政治秘书,那麽对这位前中共总书记,您有过密切接触的人,您怎麽评价他?
鲍彤∶我在监狱里住了十几天,没有人来找我。后来有人找我,拿着中共中央的一封信,说∶“是要对你进行审查,你要好好配合”。我说∶“我有什麽事情呢?”这个时候(他)就说∶“主要不是你的事情,要你回想一下,赵紫阳有什麽问题,现在中共中央同时在审查赵紫阳。”告诉我,中共中央在审查赵紫阳,在什麽地方,我不知道,也在审查我,我在秦城监狱,以监视居住的名义。
我就问他∶“中共中央为什麽要审查赵紫阳”?他说∶“赵紫阳他犯错误了。”中国有个专案小组对我说,赵紫阳犯错误了。我说,我认为赵紫阳是一位很难得的,我今天仍然是这样一个评价∶赵紫阳是中共中央历史上很难的一位总书记。
我想在中共中央总书记当中,有三个人是值得后人纪念他们的。
系列报道:
享受社会救济的前中共政治局常委秘书(1)
享受社会救济的前中共政治局常委秘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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