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桦最后也被送进长春市第二看守所，刑拘决定书上写的是：涉嫌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

　　傅桦回忆，张广涛在被抓前约一个月曾到京和他见过一面，谈起过李申已出事，让傅多加小心。傅听说此事后，心里顿觉不妙，“我觉得这个事情就复杂了，我不希望卷进去。”

　　尽管出事前已有让人心惊肉跳的征兆，傅桦还是没有想到，两年前的长春之行，在两年后会让三个人以极其尴尬的身份在同一个看守所里比邻而居。

　　几天后，傅桦的羁押期限被延长，理由是刑诉法规定的“结伙作案”法定理由。这时他才知道，他这个案子，居然是吉林省公安厅直属公安局有组织犯罪侦查队直接办理，也就是说，在警方看来，这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涉黑”。

　　彼时的傅桦更不会知道，就在张广涛来京之时，两年前和傅桦一起去长春采访此事的报社同事姚春，也已经陷身北京市收容教育所。姚春其实早已在2006年5月从该财经日报跳槽到了另外一家报社，2007年3月，因嫖娼被当场抓获，被处劳动教养6个月。

　　傅桦被命令坐在一张审讯椅上，面对坐在对面高台子上的警察，这位前中级法院法官有几分苦涩，他试图调整自己的角色，又时时陷入梦魇一般的迷惘。

　　他承认先后收了李申15000元，真正收入囊中的只有5000元，另外10000元是帮对方办事、将见报稿件重新上网的居间费用。但这一数额并不能让办案方满意。于是28天的审讯里，傅桦的口供中，这个数额依次变为15000元、 15000（25000）元，最后是40000元。

　　傅试图辩解，又觉得没有用处，“五千和四万有什么区别吗？这涉及到你认罪态度老不老实的问题!”

　　“镣铐的嘈杂声”

　　真正迷惘而又滑稽的日子是在看守所。

　　傅桦回忆，进去以后的那天晚上，“等到警察走了以后，同监犯人马上过来教育，一顿拳头，我就抱住头蹲在那儿挨揍。后来老大说，别打了，先问问他怎么进来的？于是抱着头走到老大跟前，大概说了一下情况。”

　　“老大问，那你这个记者以后还能写吗？我说写是能写，但是他们不让我写。‘他们不让你写管什么事儿？我们让你写！我们有什么冤屈你敢不敢写？’我说那如果老大说要写我可以写。‘那行了，都别收拾他了，留在咱们这边可以写写东西了。’于是就不收拾了。”

　　“我一介书生，因为‘涉黑’进去了，现在居然被黑社会老大救了，这一瞬间我真有一种很滑稽的屈辱。”

　　开始的恐惧和屈辱感过后，免除了部分皮肉之苦的傅桦，开始习惯和接受这种从未尝试过的新奇体验。牢友们很快就给个子瘦小的傅桦取了个外号“小北京”。这个来自四川的“小北京”暂时无法给大家“书写冤屈”，于是就发挥他乐观幽默的特性，在看守所里摆开了龙门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