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天在里边大家都比较憋闷，我采访那么多事儿，就说说北京，给他们讲讲迎奥运。这个时候才觉得人性的东西在逐渐复苏，意识到你不是一个犯人、不是一个工具、不是一个行货、不是任人宰割的羊，你的大脑和灵魂还是属于自己的。”

　　甚至干活也是一种权利，走动也是一种权利。“在那里边大家都是坐板，是不能动的，能动就是一种权利、一种享受，所以大家都抢着擦地板。擦地板这活儿牛啊，那简直是幸福啊。所以我出来以后对人生的态度已经改变了，就觉得所有的东西都是幸福的，只有不自由的时候才不是幸福。”

　　“‘ 咣铛’一声铁门开启，每一次声音对大家来说是一个希望，也是一个绝望。铁门响了，里边就有一个人被召唤出去，但那个人不是你。不断有人被召唤，那个时候被提审都是很幸福的，因为提审你可以到外面空间去啊，回来的时候有人还悄悄地高兴，哎，我今天提审的时候又忽悠了三次烟，这是很值得骄傲的。”傅桦回忆。

　　“后来我出去提审的时候，我就要了支烟，虽然我不抽，悄悄地塞到口袋里带了回来。那个老大可高兴了，哎不错啊，你还想到咱兄弟们了。那个时候大家是平等的，包括你也是以心比心嘛。老大就说‘小北京’将来还要写东西呢，不能把他饿坏了。”

　　放风是最大的乐趣。傅桦回忆，有一天出去时看到旁边一个石台阶隐隐约约有字，也不敢吭声，悄悄地转到那边去，那时候没有眼镜，蹲下来仔细一看，是写得非常漂亮的十个字：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

　　“啊呀，我那时候就觉得生活真美好呀，头上就有两只燕子。每一次我们出去放风首先第一件事情是看看燕子怎么样了，然后一看燕子回来了又走了，唧唧的那种声音，感觉好像有小燕子了，觉得生活真是很美好。”

　　到7月份后，傅桦被调押到吉林省看守所，这是个主要羁押官员和经济犯的地方，“四个人一间，每人一张床，有点像那种二星级饭店了”。

　　更重要的是，转到吉林省看守所没几天，傅桦的眼镜就还给他了，每个人都可以看书。这个四川师范大学88届中文系的毕业生承认，大学期间看过的无数文学书籍，都无法和在这里看的一首诗相比，那是一首吉普伦的诗：

　　“当人们沉睡在永无可能醒来的梦魇中时，当这种黑暗永无光明的可能的时候，突然，人们纷纷从砸碎镣铐的嘈杂声站起来，微笑着对身边的人说：我的灵魂属于自己！”

　　“感谢各位领导！”

　　真正“砸碎镣铐”的嘈杂声，在2007年7月12日到来。那时，傅桦已被羁押了整整28天。

　　来接他的是报社的党委副书记、副总编和北京分社社长三位领导，以及专程从外地赶来的法律顾问。此前傅桦已经按照办案机关的退赃要求，打电话找朋友借了4万元打到办案机关账户上。款到账的这一天，三位报社领导充当保人，在省看守所为他办理了取保候审手续。但让傅桦和律师不解的是，这笔款最后居然打到了龙嘉机场的账上。

　　一行人来到长春龙嘉国际机场准备打道回京。傅桦再次踏足这个两年前曾来调查和采访的地方，而此番的身份是刚刚获释的犯罪嫌疑人，心里颇不是滋味。他没有想到，一场更尴尬的饭局还在等待着衣衫褴褛的他。

　　吉林民航机场集团公司董事长张军坚持要请报社一行吃饭。傅桦回忆，张军坦承，“请吃这顿饭我就是希望见见你，你要是当时能够见到我，可能情况就不是这个样子。”“说句老实话，本来我也可以追究你的，那些东西对我也造成了伤害，我现在也不追究你了，这个事情过了就过了，你自己好好生活吧。”

　　按照报社领导的意思，不吭声只低头吃饭的傅桦站起来给对方敬酒，“感谢各位领导”。吃完饭，没有带身份证的傅桦被安排通过机场贵宾通道登机返京，他听到机场分管政法的一位领导说：“你是享受够了这种待遇啊，住的是省看守所，走的是省级领导走的贵宾通道。”

　　傅桦在看守所写了两封信。一封给2年前同去长春采访的同事姚春，希望向姚春道歉。尽管迄今没有证据表明姚春被劳教和长春之行有直接关系，但傅桦至今觉得此事蹊跷。另一封是给妻子唐瑞，唐是北京一所高校的教师，几次和律师跑到长春营救傅桦未果。

　　在首都机场看到妻子唐瑞的那一瞬间，傅桦的眼泪差点下来。他强忍平静地走了出来。“我爱人还很有礼节地跟我社长打招呼，还唠唠嗑。”傅桦回忆。回到家时，尚不知情的儿子已经睡了，傅的母亲、一位高校退休教师给他戴上了一块红布，“（她）说回来就好，回来就好，我觉得她内心承受的那种痛苦比我更甚。”傅桦说。

　　“第一件事情是赶紧洗个澡，彻底把自己从头到脚洗一遍，然后把一些自己带回来的东西烧掉，希望通过烧可以把那边的记忆完全抹掉。但现在我发现是不可能的，那种记忆永远不可能抹掉，因为它已经长在你的心里了。你可能烧的是种形象，但你的心已经被焚烧了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