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还是不说
回到北京的第二天,傅桦去医院看伤,X光照片显示,第九根肋骨陈旧性折断。一周后,报社领导约他谈话,问他的想法,他还没来得及回答,一位领导就把他拉到一边,说你这个情况报社有个除名决定,希望能够理解。你这个案子组织间已经达成协议,谁都别再提了,只要过了一年保释期,就没事了。另一位领导提醒傅桦,“
你要做好你爱人的工作,不要再折腾了,不要请律师了。”
这份除名决定,报社只印了两份,傅桦明白一切无可挽回,当即表态,非常感谢报社和领导,服从决定。既然决定已经做出,傅表示不想再多说什么,他只希望静静地养好伤,彻底忘掉这个事情,忘掉这28天经历带来的耻辱和恐惧。但对两年前事关龙嘉机场的两篇稿子,他至今坚持报道本身没有问题,采访扎实,有录音和照片为据。
他不知道,早在他出事1年前的2006年2月,吉林省政府就下发文件,决定表彰长春龙嘉国际机场建设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龙嘉机场建设有限公司获集体一等奖,吉林省公安厅等单位获集体三等奖,而包括机场建设指挥长张军在内的127人也分别立功受奖。
他也没想到,就在他出来一个月后,报社专门派人赴吉林长春采写了两篇稿子:一篇是特稿《吉林机场六年大变身:迎接东北振兴的“空中机会”》,另一篇则是对张军的专访《如何为龙嘉机场穿上廉政“防水鞋”》。两篇稿子刊发于2007年8月27日,占据了该报特别报道一个整版。
更艰难的事情还在后面。这年10月,赋闲中的傅桦接到北京朝阳区检察院一位检察官的电话,这才知道他的案子还没结束,吉林方面已经移交到北京的检察机关。
他几次找到检察官,想彻底说清楚他记忆中的那个数字,又担心会招惹来无穷无尽的麻烦。他想起一位办案人员说的:“我不是要你故意说瞎话,但你要考虑清楚,五千和四万有什么大的区别吗?最后都可能是3年以下甚至缓刑。一个省公安厅侦查移交的案子,你又翻供,最后怎么收场?”
“
那几天,天天晚上我都在想是说还是不说,这样说还是那样说,天天都在想,每天晚上想。后来我认定了一点,我每天看到我的儿子阳光灿烂地拿回一些好成绩,每天看见我爱人辛辛苦苦地工作,每天看见老人的时候,我心里在想,只要好好活着,就什么都值。那个时候我还正好读到一句话:勇敢的人为了理想而英勇牺牲,成熟的人为了理想屈辱地生存。”
转折点出现在2008年的春天。北京两家都市报同时刊发了一则关于这个案子的消息,其中称,傅桦因收钱报道虚假新闻而被司法部门控制,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这则以北京朝阳区检察院为唯一消息源的消息进一步点明,傅某收了3万元人民币,之后撰写了两篇关于吉林龙家堡机场建设工程存在问题的负面报道。
傅桦如遭雷击,在他看来,这事实上就是媒体审判。于是,他鼓起勇气辞掉了刚找到的一份媒体工作,聘请了律师,决心将全部真相讲出来。妻子唐瑞鼓励他,要把真话说出来。他的律师周泽也给他鼓劲,说要善于克服恐惧。在周泽看来,如果真是仅仅如他所说的
15000元,这只是一个纯粹的职业伦理问题。
免于恐惧的等待
2008年7月,李申已由长春市绿园区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7年,判决书上载明他的罪名是三个:职务侵占罪、虚报注册资本罪和故意毁坏公私财物罪。
同月底,李申的老上级,至今羁押在吉林省厅看守所的张广涛,也已由长春市人民检察院向长春中级法院提起公诉,起诉书指控的涉嫌罪名变为四个,分别是贪污、受贿、故意毁坏公私财物和向公司企业人员行贿。
在9月4日首次开庭后,11月19日,张广涛案再次开庭。张广涛的父亲也是民航系统的一位老干部,1994年12月从吉林省民航管理局副局长的位置上退下来。他无论如何没有想到,13年后小儿子会在同样的副厅级位置上出事。
张父承认,以儿子的身份和级别,侦查机关对他采取强制措施,肯定事先已经民航总局领导和吉林省有关领导签字认可。但在他看来,这个历来听话的小儿子不过是牺牲品,“从这些莫须有的涉案金额上来看,这样的干部太少了。”
尚在取保候审中的傅桦,已无暇去顾及这位大他3岁的校友了。已经无业的他,现在每天一有空就去附近的北海公园散步,看着那些老人怡然自得的生活,感觉自己正在一天天老去,而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始终没有落下——他还在等待法院刑庭的出庭通知。
这个时候,能安慰他的,唯有家庭和亲情。他试图忘掉在28天看守所生活里获得的人生体验,又无法不陷入某种难以言说的焦虑。
“如果你当时做错了,现在继续错下去,那你就无救了。你可能能够把这个事遮掩过去,但在生活的时候你会觉得你是假人。你知道这个假人的概念吗?你不是真人在活,真人在活的时候,哪怕是在地上蹲着擦地的时候你也是真实的。”
傅桦最喜欢的歌,从罗大佑的《闪亮的日子》,变成了刘欢的《重新来过》。
“
我过去是一个灿烂的、‘做大事’的人。现在我是一个琐碎的人,低下头,从为家人买菜、做饭、洗碗、扫地、开车??一件件小事中获得幸福和快乐。我甚至学会了为他们缝补衣服。我做一点就觉得快乐一点:我还不是一个废人,我还能够为我爱的人做点什么。感谢生活,是从痛苦和灾难中开始的。”
这段日子里,唯一让他开心的是儿子中考顺利,考上了北京最好的高中。而最让他苦恼的,也是如何把自己这个令人羞愧的事情,在开庭前说给尚不知情的儿子听。说轻了,怕孩子不以为然;说重了,又担心孩子恐惧,留下阴影。
“我内心对自己说:一切可以忍受,只要他们健康和快乐,远离恐惧。我又有什么权利让我的亲人再次陷入恐惧?”